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、中共苏南区委员

作者: 优德历史  发布:2019-07-04

图片 1谭震林与毛泽东 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,出生湖南,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,二人交情颇深。在文革中,谭震林被四人帮批斗,他当着毛泽东的面说出了“三不该”,究竟是什么情况? 谭震林简历 1902年4月24日生于湖南省攸县,9岁入私塾读书,12岁到书店学徒。1925年冬在当地结识中共党员,开始参加革命活动。192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曾任攸县工农纠察队队长。 1927年冬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任茶陵县总工会主席、县工农兵政府主席、中共县委书记。1928年5月在中共湘赣边第一次代表大会上,被选为湘赣边特委委员,后负责湘赣边工农兵政府土地部工作。6月起任中共永新县区委书记,湘赣边特委代理书记、书记,中共红军第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兼工农工作委员会主任。参与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。1929年随部队进军赣南、闽西,先后任红4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、第4纵队政治部主任。参加了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。次年5月起,任闽西红军学校校长、红1军团第12军政治委员、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委员,率部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次反“围剿”。 1931年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。1932年任福建军区政治委员、司令员兼政治委员,组建地方部队,为主力红军输送大批武装力量,并参加中央苏区第四次反“围剿”。 1933年在“左”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开展的反“罗明路线”斗争中,受到错误批判,被调往瑞金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科长。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,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、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。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军事部部长、副主席,与张鼎丞、邓子恢等一起领导闽西地区军民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(见闽西红军三年游击战),抗击国民党军的多次“清剿”,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。 抗日战争爆发后,先后任中共闽粤边特委军事部部长,新四军第2、第3支队副司令员。率领第3支队进入皖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,开辟抗日根据地。指挥部队同日军作战,曾取得马家园、繁昌等战斗的胜利。 1940年4月调往苏南,主持东路地区党、政、军工作,领导该地区人民武装,打击日伪军和顽固势力,扩大抗日局面。后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。 1941年皖南事变后,任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治委员、中共苏南区委员会书记,领导苏南军民挫败日伪军“扫荡”、“清乡”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。1943年1月任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、中共淮南区委员会书记,领导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斗争,扩大抗日武装。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。 抗日战争胜利后,任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副书记、华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、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。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,他同司令员粟裕指挥苏中战役,取得重大胜利。1947年1月任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,参与指挥莱芜、孟良崮等战役。后兼任东线兵团政治委员,与司令员许世友一起组织指挥了胶东保卫战,周张、潍县等战役。1948年9月参与指挥济南战役,在促使国民党军吴化文部队起义中,做了大量工作。淮海战役中,是中共总前委成员之一,参与战役的组织和指挥。1949年2月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,4月兼任第7兵团政治委员,指挥第7、第9兵团强渡长江,进军浙江。同年5月杭州解放后,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、省人民政府主席、浙江军区政治委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第三野战军暨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。1952年起,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、代理书记,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和治淮委员会主任,江苏省人民政府主席,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。 1954年12月后,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主任、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、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、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。 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同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。是中共第八届中央书记处书记、政治局委员,第十、第十一届中央委员,第四、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 1982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。1983年9月30日在北京病逝。 谭震林三不该 文革时期,谭震林遭四人帮批斗,谭震林愤怒的说出“我一生犯了三个错误,第一,我不应该活到今天:第二,不应该跟毛泽东干革命;第三,不应该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”说完便拂袖而去。 当谭震林拿起风衣往外走时,陈毅喊了一声:“不要走,要在这里和他们斗嘛!”接着,陈毅便对佯装镇静的康生说:“除了整人,还能干什么?就是靠整人起家的嘛!” 叶剑英趁机配合道:“老干部是国家财富,对犯错误的干部为什么要一棍子打死?要治病救人嘛!不能动不动就打倒,照这样下去,人身安全还怎么保证?还怎么做工作?” 饱尝揪斗之苦的余秋里气得浑身发抖,愤怒地拍着桌子说:“这样残酷地对待干部!照这样下去,下次再揪斗我就不去,你们要怎样就怎样吧!” 李先念不失时机地批评了《红旗》杂志一篇社论引起全国各地揪斗老干部的问题。 当周恩来为此间陈伯达、康生时,他们明明看过这篇社论,而且陈伯达还是签发人,但当面却撒谎,矢口否认看过。 聂荣臻说:“对干部子女采取关监的办法,是不教而诛。”他接着说,斗干部株连家属是“落井下石”不安好心。 这就是“文革”初期被定为“二月逆流”实为“二月抗争”中的名震全国的“四帅”、“三老”“大闹怀仁堂”。 由于江青等人恶人先告状,“大闹怀仁堂”的事激怒了毛泽东。两天后,即2月18日,毛泽东亲自召开了政治局会议,为江青一伙撑腰打气。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“要否定文化大革命,办下到!大闹怀仁堂,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,让刘、邓上台。大不了我同林彪南下,再上井冈山打游击。陈伯达、江青枪毙,康生充军!中央文革小组改组,陈毅当组长,谭震林当副组长,余秋里当组员,再不够,把王明、张国焘请回来;力量还不够,请美国、苏联一块来。” 谭震林气愤地打断毛泽东的话,不但声明自己没有错,而且当着毛泽东的面,再度重申自己“三不该”:“我不该早入党四十年,不该跟你干革命,也不该活到65岁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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